孙立平:知识分子是如何被驯服的

孙立平2012年5月1日。

说到49年后的知识分子,很多人都会想起马寅初,特别是那句“单枪匹马,战死为止”。但也凑巧,刚上大学的时候泡图书馆,翻阅旧的杂志,突然一标题引人注目:我愤怒控诉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费孝通(大意)。作者?马寅初。这件事情在我内心里困扰了很长时间。这是怎么回事?

  民国时期有许多知识分子铮铮铁骨的故事。如前面提到的马寅初,经常骂蒋,蒋介石提出三个职务让其挑选: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全国禁烟总监。可马寅初丝毫不为所动,连面子也不给。傅斯年在公开场合大骂国民党政府是一堆大粪,蒋介石反而于不久的11月决定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1937 年蒋介石在庐山举行国事谈话会时,请张奚若参会,在一次在例行的国民参政会上,张奚若言词激烈地抨击了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腐败。蒋介石顿感难堪,于是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一怒之下的张奚若拂袖而去。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再开会时,政府给他寄来开会的通知和路费,张奚若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议,路费退回。”

  1931年,鲁迅批判胡适,说同为安徽人,刘文典不称蒋中正“主席”,宁可被押,胡适却主动叫蒋“主席”,是典型的溜须拍马之徒。而新中国成立后,刘文典小心翼翼地颂扬新政权,他以亲身经历,夸赞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但是,就是再硬的骨头,到49年后也彻底地服了。有人认为这个过程实际上发轫于1951年的“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根据于风政的《改造》的记载:在普遍“洗澡”之前,要排队,根据他们问题的多少与严重程度,确定洗“大盆”、“中盆”或者“小盆”。确定之后,要先开“控诉酝酿会”,背著要检讨的教师,在群众中收集他的材料,然后向他本人转达,要求他写出检讨报告或者发言提纲,先作启发报告或典型示范报告。在检讨大会上,个人检讨之后,群众提出批评,然后决定是否过关。问题轻、态度好的,一次通过;问题重、检查不够深刻的,要嘛再三检讨,要嘛“澡盆”升级。对那些有抵触情绪或“顽固不化”的人,要开展群众性的反覆批斗,直到认罪为止。

  问题是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有人经常强调思想改造过程是如何的粗暴,也有人认为是皮毛关系导致的依赖性,因为除了依赖体制别无出路。但我认为并不尽然。有人其实是被改造得心服口服。现在很多人的回忆录都说自己当时是多么清醒,思想改造时是多么清醒,反右时是多么清醒,文革时是多么清醒,我看未必。这个问题恐怕要放到“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整个过程中去分析,才能找到答案。 控制一个人想问题,可以有三种方式,一是告诉你结论,二是改变你想问题的方式,三是控制你想问题时所需要的资源或材料。第一种很简单,不说了。第二种,改变你想问题的方式。最主要的是提供一种新的思想框架。人们在面对特定的情景的时候,都有一个加框架的过程,即有人所说的framing的过程。改变了这个框架,你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但我觉得最具奥妙的是第三种,即控制你想问题时所用的资源。加框架是需要资源的,没有资源怎么加?移风易俗,斗私批修等是为了什么,就是净化你想问题时的资源。有什么米就只能做什么饭了。文革时有过不止一个这样的例子,两口子由于政治观点不一致,加入了不同的造反组织,最后走到离婚的地步。如果放到今天来想,这算什么?还有比夫妻关系,家庭,老婆孩子更重要的吗?值得吗?但当时你用来进行思考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只能集中在一根筋上。

  氛围与资源的重要性还可以见之于毛泽东与彭德怀在庐山的辩论。彭先说,大跃进错误是主要的。毛先说成绩是主要的,然后就是历史旧账。彭开始就历史旧账进行辩解。这时人们就会问,彭为什么不说“历史的旧账和现在辩论的问题有关系吗”?他不能这么说,因为当时的逻辑就是:历史上一贯错误的人是不可能说出正确的话来的。

  控制资源的重要性。经常看电视的和经常上网的,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往往就不一致。所以,90年代初进行的国情教育,也是非常成功的。90年代的思想教育有两个重点,国情与国学。前者是材料,后者是框架。用国学的框架,使用国情的材料,就能思考出需要的东西来了。受过国情教育的一代,往往会根据教育中提供的国情特征来思考问题。你说这个问题如何如何,他说,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嘛。

  还应当注意到的一个因素,是一场巨大的革命所形成的“势”,在这种“势”的面前,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渺小和无力感。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可以形成几个东西。一个是渺小感,尤其是在一个个人面对一个强大的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时;二是原罪感,这个劳动价值论起了重要作用,牛什么牛?是劳动人民养活了你。三是“无理感”,确切地说是“小道理感”。毛主席说了,世界上的道理,有大道理和小道理之分,小道理是被大道理管着的。知识分子引为自豪的,是觉得自己懂点道理,现在让你明白,你的那点道理是被大道理管着的小道理。对梁漱溟就是这么说的。

  正宗汉奸:这个探讨非常好!孙老师致力于波浪对人的改变的深入研究,这个况例算最深的了。我建议参考下饥饿对人的行为的巨大影响。

  孙立平:饥饿很重要。第一,由于饥饿,身体无力,会产生整体的无力感,会消磨意志,丧失自信。第二,为了解决饥饿的问题,得乞食,甚至用丧失尊严的方式乞食,会损害自尊,失去了自尊,行为也就变了。所以很多监狱,进去,先饿几天,平时也尽量不让吃饱。

  正宗汉奸:为什么红军过草地以后毛泽东取得了绝对的权威,也是这个道理。大饥荒催残的不仅仅是健康。人类易子而食的概率几乎高于所有动物,知识分子毕竟也是人,老蒋太厚道了。

  孙立平:哈哈,这倒是一个有意思的解释:长征途中的饥饿造成了权威的产生。 

  俞建拖:在思想改造方面,读过一些资料。对知识分子来说,最致命的可能是把他们从道德上扒光,让他们时刻感到在民国时活过来是一种原罪。49年前知识分子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好的,吃喝嫖赌样样不少,而那时底层人民生活又是在糟糕,与清教徒式的党员相比也是差距悬殊,从而把他们在道德上的自信直接打倒,并作为辫子可以随时拎起来继续打,打服为止。对这些知识分子鲜有用学理打倒的。在道德之外,就是后果的恐吓。

@走向共和:愚民和没有逻辑思维,不尊重事实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孙立平: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尊重事实,问题是在于对事实的不尊重是如何被认可的,甚至被认为那才是真正的事实。

链接:天涯论坛

2012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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