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任远:不赞成”鼓励生育”,人口问题对经济发展的阻碍被高估了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渐行渐远,全面放开生育、是否设立生育基金等话题成为了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中央媒体也刊文鼓励生育,生娃也从“家事”变成了“国事”。

近日,复旦大学人口学教授任远在接受《陆家嘴》杂志专访时表示,他并不赞成“鼓励生育”,在低生育率状况下,政府应做的是“支持家庭”,通过社会经济政策提高家庭生活和民众的幸福感,不用过分操心大家是否愿意生孩子。

任远同时表示,人口政策应该适应人口变动内在规律,而不是违反规律地试图对人口数量、结构和分布进行僵硬地调节。

复旦大学人口学教授任远

中国进入了低生育率陷阱

《陆家嘴》:有经济学家认为“生孩子是最好的资产配置”,普通百姓则更多认为“孩子是花钱机器”,你怎么看?

任远: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前者认为生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要素投入,后者认为生育作为耐用消费品具有很高成本。按经济学分析框架,生育行为可以认为是衡量生育家庭收益和成本后作的决策。孩子固然是“花钱机器”,如果通过生育得到的感情效应和“生产回报”大于成本,决策就是可行的。这种经济学思维的生育分析能解决一些问题,例如通过社会配套政策生育所关联的成本降低,可能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另外,如果经济增长预期带来长远的劳动力需求,大家也愿意生。

实际上这两种观点意味着两种财富流的方向。生孩子作为“资产配置”,是财富流通过将子女作为劳动力和家庭保障机制,提供了向上的流动。生孩子作为“花钱机器”,是因为子女消费和对子女投资需要花钱,是财富流向下的流动。现代社会中财富流越来越向下流动,社会保障也越来越完善。可以预见,生育意愿总体是下降的。只有财富极大增长后,收入效应才会刺激家庭生育意愿,并通过增加生育提高感情慰藉和家庭幸福。

当然,过于经济学的生育理解虽然能解释生育“理性”,但偏离人性。人类进化的过程就是通过文化和制度安排来保障生育。我们可以观察到,物欲瓦解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进程中,人们的生育行为会降低,但同时也会因为福利制度的建立而拥有更好的生育基础,这在北欧已经有类似迹象。

《陆家嘴》:2015年、2017年分别是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出生高峰年,但生育率也只有1.04、1.2,远低于主流人口学家2012年所预期的2.4、4.4,也低于国家卫计委后面所预期的1.8、2.1。很多人戏说,生娃是“为国生娃”,您怎么看?

任远:生育率提醒我们,“二孩政策”没有产生显著效果。进入本世纪后,生育政策对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产生影响,那么政策本身的放松或放弃,对生育率提高也不会有影响。由此推论,即使“全面放开、自主生育”,对人口生育水平也不会有太大影响。以生育数量管制为内容的生育政策实际上失灵了,生育率更多受社会经济政策影响,包括女性地位的提升、需要平衡家庭工作关系等。所以,重视生育配套政策和家庭政策,对于生育率影响会更重要。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也称总生育率,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在1.04-1.2的水平上,说明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行为已经根深蒂固,也说明晚婚、不婚在继续降低生育率。前几年还在争论我国会不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现在看起来,我们确实进入了“低生育率陷阱”。

《陆家嘴》:为了摆脱“低生育率陷阱”,有专家提出设立生育基金制度,你怎么看?

任远:这个建议很荒唐。“基金”概念本身就是混乱的。现收现付机制的实质是保险机制,现在有不少城市有生育保险,其目的是提供对女性职工生育的健康保障和经济补贴。这个生育基金是以生育二孩补贴自我运转为目的的资金池,其本身不是保险。而基金是资本市场投资工具,是可定价和可赎回的,所以这个资金池又不是基金。

本质上这个“生育基金”是一种与“未生育”相关连的税费,和“社会抚养费”是一个东西。区别在于社会抚养费是出生子女的父母交,现在是让丁克家庭交,或者未婚青年交,不过是一种新的“社会抚养费”的障眼法而已。让家庭先交一部分钱存起来交给国家,生育孩子的时候申请使用,怎么看都是多此一举。这个生育基金的坏处还在于,费用预缴实际上减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收入效应下,其后果可能还是会降低家庭生育,而不是支持家庭生育。

人口政策调整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被高估了

《陆家嘴》:我国目前人口情况、人口结构、人口数量如何?

任远:中国人口增长在2025-2030年附近到达顶部并出现下降趋势是大概率事件。这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上将是一个显著的转折。中国人口结构变动的老龄化趋势也是相当确定的,即使进行了政策调整,生育率水平反弹的效果也不显著。

人口问题最近似乎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许多问题的“背锅侠”,好像中国特别需要通过人口政策、特别是生育政策调整来应对挑战。个人觉得,这实际上高估了人口问题对于经济发展问题的阻碍,同时也高估了人口政策的调整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

如果我们意识到人口变动的确定性,需要考虑的就不是如何来改变人口变动和人口格局,而是如何适应人口变动来实现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适应人口老龄化构建老龄社会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这些应该是人口政策的着力点。人口政策应该适应人口变动的内在规律,为即将出现的老龄化社会、已经出现的低生育率社会和人口迁移增长的社会作好准备,而不是违反规律试图对人口数量、结构和分布进行僵硬地调节。

实际上,中国的人口总量、结构和空间分布的变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内生于经济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人口变动对于国家发展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应该说,人口变动对国家发展确实产生着影响,但对于生育率下降、老龄化上升和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下降本身,并不需要过分担忧。

《陆家嘴》:中国男女法定结婚最低年龄是否需要改变?

任远:婚姻制度对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存在密切关联。初婚年龄推迟、生育年龄推迟会降低生育率。结婚法定年龄在1980年代时曾经有所降低,并因此带来1980年代生育水平的反弹。之后为了实现低生育率,提倡晚婚晚育,法定结婚年龄又有所提高。

我个人认为法定最低结婚年龄可以提前到18岁,而且男女一样。改变的目的不主要是为了提高生育水平。个人认为,作为成年人,生理已经成熟,就应有独立行为能力,有权决定自己的身体和民事财产权,能够自主决定婚姻。但是法定的最低结婚年龄提前,并不会改变当前实际的结婚年龄还会继续提高的趋势。因此现实的结果仍然是生育率水平将难以因为婚姻制度的调整而提高。

“女性是人口再生产主要承担者”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陆家嘴》:女性是人口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否应享受到一些“差异化”优惠待遇?

任远:我认为“女性是人口生产主要承担者”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女人和男人都是人口生产的主要承担者。这还不仅是因为男性也决定了新生命产生,而是说男性应该同样地投入于家庭人口生产。只有这样,才能构造性别平等,才能支持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这对于女性的发展很重要,也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

公共政策不应该考虑让女性享受“差异化”待遇,而恰恰是要考虑性别平等。在相关生育假、哺乳假、产假和退休年龄上的性别差异不是对于女性的“优惠”,实际上不利于性别平等,片面在“二孩政策”等方面强调对女性的优惠会进一步给女性带来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弱势,削弱女性发展能力,这是值得警惕的。

《陆家嘴》:国家是否应该出台鼓励生育政策?

任远:我并不认为“鼓励生育”是正确的公共政策。虽然从“全面二孩”到未来可能的“全面放开、自主生育”意味着鼓励生育。但生育本身应该由家庭根据自身需求来决定,不需要由国家鼓励。一个家庭希望多生育子女,那么政府应尽可能提供支持;一个家庭如果不希望生孩子,政府也应该支持。生育是自主行为,政府没必要对生育进行鼓励。

实际上当前所认为的国家鼓励生育的理由未必站得住脚。政府应该做的是“支持家庭”,应该对生殖健康、母婴保健、托育托幼加强服务供给,通过政策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促进家庭工作平衡等等,对希望生育而不孕不育的家庭提供服务和技术支持,对不希望生育的夫妇提供避孕节育的服务和技术支持。政府要做的就是支持生育和服务生育,提高家庭福利水平,没有必要刻意强调“鼓励生育”。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由于家庭生活得到更充分的支持和福利,其生育率水平将会变得越高。也就是生活更幸福的家庭更愿意生孩子。鼓励生育和限制生育一样,都是超越了公共服务和管理的边界。政府应该通过社会经济政策提高人民生活的幸福感,而不用去操心大家是否愿意生孩子。

新闻来源:搜狐
2018年0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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