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云翔和“种太阳”说起:强奸的受害者不是某个女性 而是全体女性

2018年04月17 日,张之琪发布于界面新闻

近日两起在社交网络上关注度很高的公共事件,让强奸再次成为了一个备受热议的话题。先是男演员高云翔在澳大利亚拍戏期间被剧组的一名女性制片人指控性侵,两次开庭检方都提供了有力证据,高的两次保释申请均被拒绝。性侵丑闻曝光后,不少网友惊呼“长成这样的男人还用得着去强奸吗”,甚至怀疑女受害者“仙人跳”(指通过猎艳给人设计圈套,骗人钱财的行为)。后有果壳科普大V“种太阳”在参加网综《奇葩大会》时,痛陈了自己13岁时意图强奸女同学未遂的经历,并声称“所有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提醒女性要保护好自己。

“所有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与“长成这样的男人还用得着去强奸吗”这两种话语看似矛盾,但实际指向的都是强奸与男性性欲之间的关系——他们都认为,强奸是由男性性欲失控导致的,因此一方面只要是男人,就可能成为强奸犯,另一方面,占有足够多的性资源、很容易获得性满足的男性自然就没有必要去强奸。

种太阳在《奇葩大会》

 

强奸与性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一百多年前到今天,关于强奸的种种理论都要围绕着这一问题激烈争锋。女性主义者更倾向于强调性以外的强奸动机,试图将强奸定义为一种关于愤怒与控制的暴力,而并非一次“过火”的性交;但同时,承认强奸的性属性,对于理解强奸犯的动机、它对受害者的伤害,以及它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根源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强奸当然是关于性的,但它与生物意义上的性的相关程度,远远没有与一种被父权文化建构的性的相关程度高;强奸当然也是关于权力与控制的,但这种权力与控制,是通过对男性的性与女性的性的定义和规训来运作的。在这一意义上,强奸既是生物的,也是文化的,但更多是文化的;过分强调它的生物基础难逃试图合理化强奸的嫌疑。同样,强奸既是关于个体的,也是关于女性全体的,但更多是关于女性全体的;个体层面的防范终究是片面的,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强奸洗白史:从性欲失控论到进化心理学 

 

“所有男人都是潜在强奸犯”意味着,对于所有男人而言,强奸都是一种潜在性(potentiality),在一定的条件下,潜在性就会变成现实(fact)。而根据“种太阳”对自己经历的描述,让潜在性变成现实的条件无非有两个:一是男人精虫上脑,二是他身边恰好有一个不设防或者无力反抗的女性。事实上,长久以来,这种“潜在性”理论深深塑造了人们对于强奸的理解,无论在学界还是民间,它的影响力经久不衰。

最初,这一理论比较粗糙,它将强奸简单地归结为男性性欲的失控。如果一个男人太饥渴了——无论这种饥渴是来自于长期的性剥夺,还是他本身性欲过剩——他就会在一个不设防的女人面前失控。例如,在1886年出版的《性心理疾病》(Psychopathia Sexualis)一书中,心理学家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就认为,强奸者要么患有“阴茎异常勃起症”(Priapism,即在无性刺激时,阴茎持续勃起),要么是意志薄弱或者色情狂,才会让性欲失控。在美国作家桑德拉·纽曼(Sandra Newman)看来,这样的观点让强奸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水力学问题:如果水压过高,水管就会爆裂。

到了20世纪上半叶,对于人类性行为的研究成为了一门显学,然而对于男性性欲和性侵动机的本质理解却并未发生太大改变。例如,著名英国性学家哈维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就认为,所有男性的性欲都是暴力和掠夺性的,因此强奸只是男性性欲的一种正常表现。而著有《男性性行为》和《女性性行为》(合称“金赛报告”)的美国生物学家、性学家阿尔弗莱德·金赛(Alfred Kinsey)则干脆否定了强奸的存在,他认为绝大部分的强奸都是诬告,并怀疑强奸是否真的对女性造成了伤害。

阿尔弗莱德·金赛

 

尽管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实证研究的普及使得这种对强奸的“水力学”解释逐渐失势,但它从来就没有彻底消亡。不仅在民间观念里根深蒂固,甚至还披上了一件崭新的科学外衣——进化心理学。这个词听起来是否有些耳熟,ayawawa的口头禅“PU”、“MV”就是所谓“进化心理学”的概念。

由美国生物学家Randy Thornhill和人类学家Craig T. Palmer合著的《强奸的自然历史:性胁迫的生物基础》,就试图通过进化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强奸。这本书指出,强奸是男性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的一些适应特性(adaptive traits)——如性欲和攻击性——的副产品,而这些适应特性在进化过程中被“选择”而保留下来,是因为男性需要追求一种随意的、非婚的,但是双方自愿的性行为;这样的性行为可以在投入最低的前提下,增加男性交配对象的数量,进而繁衍更多后代。而强奸——即在一方非自愿的情况下发生的性关系——实际上是在追求这种自愿性行为过程中的一种意外。通俗地说,男性想要尽可能多地播撒他的基因,就要广撒网、多交配,其中难免有一两次擦枪走火的,就让他成了强奸犯,但是他的初衷是完全正当的,如果伤害了别人,那纯属意外。

但这些达尔文主义者并不认为自己在为强奸洗白,在他们看来,强奸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它是好的,或者是不可改变的;并且,人类可以追求与自然选择相悖的价值,但前提是必须搞清楚,要克服、要压抑的那部分人性,究竟是什么。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并不是要合理化强奸,而是通过正确地认识强奸的生物基础,来更有效地杜绝强奸。

那么如何有效地杜绝强奸呢?他们提出的是一个优生学的方案,即通过“人工选择”的方式消灭会导致强奸的生物和心理特性。这个工程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针对女性的,女性需要被“人工选择”的特性是“无差别的交配”,这样一来,强奸对于女性来说,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即便女性被强奸了,她们也觉得无所谓,因为她们可以与任何人交配,对界定强奸很重要的是否“自愿”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另一方面则是针对男性的,男性需要被“人工选择”的特性则是“仅在婚姻关系中产生性欲”,这样一来,在缺乏承诺的情况下,男性就不会被性唤起。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荒谬也非常邪恶的方案,即便它在现实中真的得以实施,也需要经过几百上千代才能起效,并且最终被“改造基因”的,必然会是处于弱势的女性。这与ayawawa鼓吹的“谁痛苦,谁改变”如出一辙,既然强奸给女性带来了痛苦,那么不如把她们变成对强奸“欣然接受”的人。

Ayawawa:“谁痛苦,谁改变”

 

除了这一终极方案,达尔文主义者们还提出了一些现阶段的预防办法。他们认为,女性想要保护自己,应该避免穿着暴露或者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与男性约会,因为强奸者的性唤起是他实施强奸的前提。而男性该怎么避免成为强奸犯呢?那么就尽量让他在一个人际关系稳定、父亲始终在场的环境下长大,然后祈祷他在播撒种子的过程中不要发生意外吧!

资本主义的性:如果性是商品,强奸就等于盗窃?

 

与“所有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相比,“长成这样怎么还需要去强奸”看上去无害很多,但实际上,这句话还有另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长得不好看的男人就有理由去强奸”。这两句话诉诸的是同一种逻辑,即是否实施强奸,与一个男人占有的性资源多少有关;相貌出众、身价不菲的男人不需要通过强奸,也可以很容易地获得性满足,因此,对他们来说,强奸是“犯不着的事儿”;相反,对于无论在相貌还是财富上都不具备竞争力的男人来说,强奸似乎也情有可原,毕竟这是他们唯一可能获得性满足的方式了。

这一话语一方面与“潜在性”理论脱不开干系,因为从根本上说,它依旧认为强奸是一个关于男性性欲的问题,它源于一种性饥渴或者性剥夺。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男人的性欲长期得不到满足,那么他很可能去强奸,这是顺理成章的,甚至不是他的自主选择,而是由于一种“水满则溢”的机械原理。但另一方面,它又与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对性的商品化有关,性变成了一种可以交换、可以购买也可以盗窃甚至劫掠的商品,就像富豪没必要去偷盗一样,男明星也没必要去强奸。

高云翔被指控性侵

 

美国法学家Katharine K. Baker就曾在一本研究强奸动机的著作中指出,强奸的发生可能与性的商品化有关。她认为,对于一些人来说,性是一种商品,而如果性是一种商品,那么(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拿走它就等于盗窃,或者在商店里顺手牵羊,这与其他暴力的人身侵犯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小过错。

通过对美国校园性侵(这里指的是发生在学生之间的性侵)的研究,Baker认为,美国的“80后”很少谈及性非常私密的一面;或者说,他们只会把性当做商品来谈论,性越被物化和商品化,他们就越容易开口去谈论它。这与他们从小成长于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之中有关,这种文化将商品性化,又将女性商品化。许多商业广告的逻辑,都是通过贩售女性代言人的性来贩售商品;同时,男人可以非常轻易地购买到性服务、A片或者脱衣舞表演的门票。事实上,男人去强奸的动机与他们去买春或者看脱衣舞表演的动机并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不需要双方的愉悦和情感上的亲密。

意大利奢侈品品牌Dolce&Gabbana的广告被认为宣传强奸

 

性的商品化不仅制造了过剩的性欲,还让男人把性当做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entitlement):对于大部分男人来说,性欲就像饥饿,一旦产生了就必须要满足,而女人就是士力架。当然,食物和性都不是免费的,但正因为男人可以用钱来交换性,对方是否自愿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与其他暴力犯罪相比,人们加诸于强奸的道德谴责要弱得多。

正如Baker所言,性的商品化意味着,性交本身被认为是一种单纯的交换,而与其相关的复杂的私密经验则被完全剥除掉了,它变得不再重要,甚至成了一种累赘和矫情。因此,强奸者可能根本不能理解受害者所经历的痛苦,这种经验和认知上的严重不对等,更削弱了强奸者的共情能力。

权力大于欲望:男人究竟为何强奸?

 

1975年,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违背我们的意愿:男人、女人和强奸》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对强奸的女性主义解读,这本书被公认为是改变了公众对强奸的认知和态度的里程碑之作。布朗米勒认为,强奸与男性的性欲无关,它是一个“全体男性有意识地将全体女性置于恐惧之中的胁迫过程”(a conscious process of intimidation by which all men keep all women in a state of fear)。通过对战争中爆发的大规模强奸与白人男性对黑人的集体私刑(gang lynching)进行比较研究,布朗米勒发现,强奸并不是一种冲动犯罪,而是出于细致而冷酷的预谋,并且经常是由一群人共同策划和协作完成的,其根本动机并不是性,而是权力。并且,无论是战时强奸还是种族暴力,都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可以接受并且免于惩罚的,但随着观念的转变和法律的完善,它们都逐渐在现代社会中绝迹,非战时日常社会中的强奸行为也应如此。

苏珊·布朗米勒

 

布朗米勒的观点虽然在当时和今天都具有一定争议,但正是由于这种争议性,它激发了一个强奸动机研究的小高潮,客观上推动了人们对于强奸的科学认识。这一时期的许多实证研究都表明,强奸既不是生理异常造成的,也与性剥夺和性生活不满无关。例如,医学研究显示,强奸犯的血浆睾酮水平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根据巴德敌意量表(Buss-Durkee Hostility Inventory),他们的敌意指数明显高于正常人,也并没有任何临床证据表示,一个人的敌意指数与他的睾酮水平有任何关联。也就是说,强奸犯并不比普通人的性欲更高,但他们比普通人更容易产生敌对情绪。而另外一些性心理学研究则发现,强奸与性剥夺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强奸犯平均拥有的自愿性伴侣比普通男性只多不少,而已婚强奸犯与妻子的性生活活跃度也与常人无异。

女性主义思潮对强奸研究的另一个贡献是,在鼓励女性受害者打破沉默的过程中,女性主义者建立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公共意识,即强奸并非是罕见的特殊事件,相反,它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有将近20%的美国女性是强奸(或强奸未遂)受害者,她们之中的许多人还曾不止一次遭到强奸。强奸频率被严重低估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对强奸的刻板印象,在人们的想象中,“强奸”意味着一个不知道从哪里突然窜出来的陌生男人,挥舞着武器恐吓一个女性,并对她实施了非常暴力的殴打和插入。但事实上,绝大部分的强奸都发生在熟人之间,强奸者可能是亲戚、朋友、丈夫、约会的对象,也可能是邻居、老板或者同事。并且,发生在熟人之间的强奸,很多并不涉及严重的肢体暴力,受害者很少会报警,强奸者也很少受到惩罚。

这一共识的建立,也使得许多关于强奸的实证研究的关注点,从监狱中已被定罪的强奸犯,转向了生活中的“隐藏强奸犯”。1976年,现年72岁的临床心理学家、当年克莱蒙特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候选人Samuel D. Smithyman在洛杉矶一份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个人广告,广告上写着:“你是一个强奸犯吗?匿名研究采访,保护你的隐私,请致电:XXX,早九点至晚九点。”

寻找“隐藏强奸犯”的广告

 

出乎他意料的是,广告一经发出,他的电话就开始响个不停,有大约200个人打来电话,他很快便完成了50份访谈,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未被发现的强奸犯》(The Undetected Rapist)。

监狱里的强奸犯和隐藏的强奸犯的重要差别在于,前者之所以会被抓住、送进监狱,大多是因为除了强奸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犯罪记录,他们偷车、偷包,有时候也会“偷性”。因此对于监狱里强奸犯的研究发现,他们的一些心理特征,如易怒、施虐倾向、缺乏共情能力以及对权力的渴望,与其他罪犯并无太大区别。而对于隐藏强奸犯的研究则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

Smithyman以及后来许多针对“隐藏强奸犯”的研究都发现,他们的最大共性在于,在采访中极力避免使用“强奸”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承认自己曾经进行过“非自愿的性行为”(nonconsensual sex)并不困难,甚至十分直接坦率,但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在对方不自愿的情况下与其发生性行为就意味着强奸。而在研究者指出他们的行为就是强奸的时候,他们会想尽各种方法为自己辩护,例如,他们会将女性同意约会理解为同意发生性关系,“如果一个女人主动提出想要跟你约会,但在约会过程中你去撩她,她却说‘不,我是一个好姑娘’,那所有男人都会不理会,直接上。”再如,他们会以私生活放荡来污名化受害者,“她跟谁谁谁都睡过,跟我睡一下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研究者还发现,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这些隐藏强奸犯表现出了强烈的自我厌恶。他们坚称强奸是一次意外,是有理由的,绝非自己平时所为,正如“种太阳”在《奇葩大会》上声泪俱下的自陈一样,而这种矛盾的心理正说明,强奸绝非是其一时冲动,而是在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错误、甚至是犯罪的情况下做出的“理性选择”。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的隐藏强奸犯都非常自信自己不会受到惩罚,对他们来说,强奸是一桩低风险高回报的买卖。因此,《理解性暴力》(Understanding Sexual Violence)一书的作者戴安娜·斯考利(Diana Scully)认为,大多数的强奸都是“强奸文化”(rape culture)的结果,它告诉男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强奸女人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安全的。

强奸文化

作为恐怖主义系统的强奸:自我保护并非万全之策

 

“强奸文化”指的是一种全社会范围内试图正常化、合理化强奸的文化,它包括责怪受害者、荡妇羞辱、性的商品化、否认强奸的普遍性、拒绝承认性暴力对受害者带来的伤害等等。“强奸文化”为强奸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即强奸并不是因为强奸犯有任何异于常人的生理或心理特征,也不是一时冲动或单纯的意外,而是整个社会对于性与性别的父权制建构的一种必然结果,它伤害的不仅是一个个个体受害者,也是全体女性。

统计数据显示,强奸无疑是一种性别犯罪(gendered crime),有91%的强奸受害者为女性,而99%的强奸犯都是男性。这种性别犯罪并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实践,甚至是一套有不同分工、特定规则的系统。正如美国女性主义作家Andrea Dworkin所说,“强奸不是变态且偏离社会规范的人犯下的罪行,相反,强奸犯恰恰是遵守社会规范的模范;强奸不是溢出(excess),不是越轨,不是意外,也不是失误——它是一种被社会文化定义的性的具体表达。”而这种被父权制定义的性的核心,就是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支配。强奸正是通过让女性恐惧,通过以父权制的眼光检视女性的言行或者强化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所有权等等,来巩固男性的支配地位,让女性服从于男性。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强奸的受害者是全体女性,没有人可以幸免。

美国哲学家Claudia Card甚至将强奸与恐怖主义做类比,认为强奸是一种恐怖主义系统。她认为,尽管强奸犯不会去劫持人质或者制造爆炸,但强奸也是通过使特定的目标人群恐惧,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与恐怖袭击一样,强奸也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直接的受害者,另一个则是接收到恐吓信息的更广泛的人群,这些人虽然没有直接受到伤害,却会在恐惧的胁迫下去服从袭击者的要求。换言之,害怕遭到强奸的女性会审查并限制自己的行为举止,例如穿什么、和谁约会、去哪里、要不要喝酒等等。

具体来说,这一恐怖主义系统是这样运作的:男性首先制造了一种危险,让女性陷入对这一危险的恐惧之中;随后他们便以“保护女性”为名,提出了一个可以让女性免于伤害的办法;作为交换,女性要付出的是顺从和忠诚。而在这套系统中被认定为“不值得被保护的”(即不符合父权制社会规定的女性气质的)女性,以及主动拒绝这一保护的女性,当她们遭遇强奸时,就会被认为是活该。

“不要强奸!”而非“不要被强奸”

 

如果我们从这一视角去重新审视“种太阳”在《奇葩大会》上的发言,就会发现,它完全符合这一恐怖主义系统的逻辑:先通过“所有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来对女性施加恐吓,再“善意地提醒”她们,需要保护好自己;如何保护呢,甚至不用明说,无非就是不要穿着太性感、不要一个人走夜路之类的陈词滥调。而从节目产生的效果来看,这一恐怖主义系统已经在悄悄地起作用,尽管大部分女性(和男性)都对“种太阳”虚伪的善意和混淆视听的言论提出了谴责,但仍有许多女性从中接收到了“恐吓信息”。

自我保护当然是重要的,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自我保护,但一味地强调自我保护也会导致许多问题。首先,个人层面的防卫并不能保证绝对的安全,只有提高全社会的意识,改变“强奸文化”,完善法律、严惩罪犯才能让女性获得真正的安全。其次,这种片面的“自我保护”是以让渡女性的权利为前提的,而一旦开始让渡,就意味着踏上了一个无止境的滑坡——穿短裙不安全,那么就穿长裙;穿长裙也不安全,那晚上就别独自出门;如果还是不安全的话,就干脆无论早晚都不独自出门——如果是这样,我们距离《使女的故事》还有多远?

《使女的故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个体可以通过加倍小心或者让自己变得更强而独善其身,免于这种加诸女性全体的伤害,这种想法不仅是一种短视的自私,而且是致命的认知偏差,它会导致女性内部的分化,让她们的诉求由于缺乏团结而更难以实现。在强奸这种针对女性的结构性暴力面前,女性更应该大胆地发声、积极投入公共生活,参与制定和讨论公共议题,为自己和自己所属的女性群体的安全和自由而抗争。

链接:界面新闻新浪看点腾讯网

2018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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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云翔和“种太阳”说起:强奸的受害者不是某个女性 而是全体女性》有1个想法

  1. 大葱一段:
    我身边的女性朋友,就有类似于里面的遭遇,被自己的丈夫恐吓,不许穿这个,不许做这个,不许这么说话等等。当然,还涉及到婚内强X的事情。我非常感谢这篇文章,让我更理性系统的看待这些问题。感谢作者和界面的分享

    阿窕:
    全世界制订法条多为男性,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对犯此条者量刑从轻? 目前量刑程度是否足够警戒之?

    郭伟栋只服勒布朗詹姆斯:
    重要的是女性保护自己要通过让全社会认识这种事,呼吁全社会对女性的保护

    郭伟栋只服勒布朗詹姆斯:
    文章意思是说,强奸是源自男女在社会地位差距使然,提醒女性增强自我保护。我还想说可以在法律上,在强奸犯个人信誉上施加压力。

    大葱一段:
    我觉得您理解的有点偏了,保护女性这个口号本身,就是把女性置于受保护的地位,这恰恰是父权制社会的特性。女性增强自我保护意味着什么?按照父权制的观点,出门穿的保守,行为要“检点”,不给强奸犯提供任何机会?这无异于正是营造了一种恐怖的气氛,胁迫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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